《开国大典》四易画稿
《开国大典》四易画稿
2019年，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辉煌时刻，历经70载的艰苦奋斗，见证了70载的繁荣昌盛。在这个欢庆的时刻，我们不禁回首往昔，通过油画《开国大典》四易画稿的传奇故事，共同回忆那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光。
《开国大典》这幅油画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承载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骄傲与自信，生动展现了中国迈向历史新篇章的重要节点。自1952年《开国大典》一经问世，便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观赏这幅画作时，毛泽东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连声赞叹：“这画展现的是大国风范，是中国气派。”他自豪地表示：“将我们的画作带到国际舞台上，其他国家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因为我们的艺术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1953年，《人民日报》在首版显著位置发布了《开国大典》这幅作品，随后将其印制成年画广泛销售。时至今日，这幅画作仍频繁出现在中小学的教材中，成为了众所周知的文化符号。
油画《开国大典》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举行的开国大典盛况，画面以红色为主调，红毯、红柱、红灯笼和广场上飘扬的无数红旗共同营造出一种庄重而隆重的气氛。画面近处，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持讲稿，正庄严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其后，是来自各界的代表人士，前排站立的是国家副主席，依次是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第二排从左至右首位是周恩来总理；第三排从左至右首位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画面远处，除了广场上的人群，那片碧蓝的天空同样引人注目。开国大典当天虽是阴天，但画家董希文为了展现“庄严而热烈”的场面开国大典油画恶搞，特别运用了“风和日丽”、“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进行处理。
《开国大典》这幅油画的诞生历经波折。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我国革命博物馆着手策划举办建党的30周年绘画展览。经过数月的作品征集，博物馆汇集了近百件绘画作品。然而，在筛选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并没有一件作品能够充分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刻的庄严与盛况。到了1952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决定举办一场展览，展示新中国的风貌，于是将这一重任交给了中央美术学院负责，《开国大典》这幅作品便应运而生。当时年仅37岁的青年画家、著名教授董希文，在创作过程中，从构思构图、调配色彩、运笔挥毫到最终完成画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他率先超越了资料的限制，勇敢地进行了构图设计，选取了面向天安门城楼南望的视角，将城楼之巅、广场之上以及那片无垠的碧蓝天空尽数展现在观众面前，营造出一种气势恢宏、壮丽无比的视觉效果。在草图创作阶段，更是敢于突破常规，采用左右虚实相间的构图手法，画面左侧描绘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众多国家领导人庄严肃立；右侧则是人头攒动、鲜花簇拥、红旗飘扬的广场，这样的布局巧妙地强化了画面左右远近的对比，极大地渲染了庆典的喜庆气氛；同时《开国大典》四易画稿，为了更好地展现广场的辽阔，董希文大胆地删去了原本位于毛泽东右侧的一根大红柱子，使得广场的视野瞬间变得开阔，为整个画面增添了几分壮观的气势，即便是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欣赏这幅油画后，也不禁赞叹道：“画面右侧的柱子未予描绘，这在建筑学上或许是一处失误，但在艺术表现上却是一次极大的成功。””
董希文为了更好地投入创作，特意在北京的胡同里租赁了一间住所，将其作为“创作室”。在此期间，他在精心创作的过程中，巧妙地将西方油画的技法与敦煌壁画的绘画技艺融合，成功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油画新篇章。在创作阶段，知名油画家艾中信等人士特地前往画室进行观摩，他们在对《开国大典》的布局进行深入探讨时发现，原本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形象，因为站位较为靠前，给人一种不够高大的感觉，于是众人达成共识，为了更好地凸显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有必要适当提升毛泽东的形象高度。尽管提升的高度不足一寸，然而整个修改过程却极为繁琐，需先用稀释剂逐步清除原有画作，随后再重新绘制，董希文在执行这一系列修改工作时，表现得格外细致和谨慎。自创作伊始，历经三个月的辛勤耕耘，这幅长达四米、宽达两米三的巨型油画《开国大典》终于圆满完成。作为一幅描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刻的绘画杰作，它生动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瞬间，同时也深刻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迈向新纪元的壮丽篇章。
《开国大典》以艺术手法生动描绘了新中国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新中国历史画卷增添了鲜明的一笔。然而，自油画《开国大典》诞生以来开国大典油画恶搞，它与画中人物的命运紧密相系，历经政治风浪，不得不经历删减、修改以及复制的命运。《开国大典》不仅永久地保存了1949年10月1日的那个历史时刻，而且在它历经多次修订的过程中，留下了中国人无法忽视、亦无法逃避的历史片段。2011年7月，在国家博物馆扩建后的展览厅内，观众们得以目睹两幅《开国大典》的油画作品。细致观察之下，会发现这两幅画作中的人物形象存在差异，而名画背后所蕴含的故事同样引人深思，让人回味无穷。
《开国大典》这幅作品，作为那个时代的结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为了确保油画不受损害，董希文经过反复试验，才正式开始创作。他在画作中移除了最边缘的高岗，却并未破坏整体的结构。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幅《开国大典》被展出在新建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内，并且还被选用来制作纪念邮票，得以广泛传播。
十九年后，《开国大典》这幅油画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文革”爆发之际，作者董希文遭受下放至干校的遭遇，他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1972年，正值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三十周年之际，中央文革小组着手筹备美术展览，于是，《开国大典》油画的修改工作被提上议程。为此，中国革命博物馆特地召回董希文，让他回到北京，专门负责对《开国大典》进行修改，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刘少奇从画面中移除。总体来看，刘少奇的所处位置格外显眼，若进行删除操作，整个项目将会变得极为繁复。这不仅仅意味着要抹除一个人的印记，还需进行必要的修缮，以填补因删除而产生的空缺，同时还要考虑到对周围布局的影响。董希文身为原作画家，自然不希望对画作作出任何修改。然而，彼时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开国大典》四易画稿，身患癌症晚期。为了确保这幅作品能够继续在展厅中展出，供人们观赏，董希文只得在病榻之上，忍受病痛的折磨，勉强完成了修改工作。为了防止颜料泄露，董希文首先取出一块与刘少奇形象尺寸相仿的布料，将其覆盖在画布之上，接着开始上色。随后，他逐步将刘少奇的形象从画布上刮除，最终在留下的空白区域进行修饰，以完善原本只呈现半张脸的董必武形象。
董希文内心增添了一份挂念开国大典油画恶搞，渴望在余生中亲自恢复刘少奇的声誉，他常常对学生感慨：“若能再活20年……”他期盼着，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亲自恢复那些经典之作。
不久前刘少奇形象被删除之后，中央文革小组随即发布命令，要求对那些五六十年代颇具影响力的革命历史画作进行所谓的“更新备用”。其中，油画《开国大典》再次被列入了“更新”的名单。这次的重点是林伯渠这位站在周恩来身旁的人物。至于原因，官方并未给出解释，但据分析，这似乎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董希文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完成改画的任务显得异常困难。因此，这项任务被转交给了他的学生靳尚谊。面对老师的珍爱之作以及组织交付的重任，靳尚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为了既尊重历史又对得起自己的老师，他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他和画家赵域依据原图重新绘制了一幅《开国大典》，并在新绘制的油画上进行修改。他们一边临摹复制，一边向病重的董希文请教，最终第四稿的《开国大典》得以问世。然而，这部作品尚未与观众见面，"四人帮"便已垮台。1973年1月8日，58岁的董希文带着对《开国大典》未能恢复原貌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革命博物馆致力于恢复历史真相，于是提出了修复油画《开国大典》至其最初形态的提议。然而，由于董希文先生的原版画作经过多次修改，想要恢复其原始风貌实属不易。同时，为了维护董希文的原创精神，其家属坚决反对在原版画稿上进行任何改动。最终，博物馆不得不重新邀请靳尚谊先生，在第四版，也就是复印版的基础上，努力恢复该画的原貌。靳尚谊当时因事务繁忙，便向他人推荐了闫振铎和叶武林这两位年轻画家。他们负责在《开国大典》的复制品上重现了刘少奇与高岗的形象。经过他们的努力，这幅画作终于恢复了其原本的面貌。现在，我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览厅中所见的《开国大典》，正是经过修复的版本，而董希文的原作则被妥善保存在该馆的画库内。
今日，我们不仅领略《开国大典》这幅油画的艺术魅力，更深入体会那个非凡时代的韵味，回顾历史，以此激励自身不断奋进。
（谭备战 陈改革 作者单位：河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